1949年夏末的长沙城，天还带着闷热。长沙市军管会门口，一个穿着破旧短褂的老农，在门前的台阶上来回挪动脚步，犹犹豫豫，一句话憋在心里，却怎么也说不出口。
他怀里揣着一张已经被汗水浸透的报纸，纸角卷起、发黄，唯独中间那个人物照片，被他捏得发亮。
“同志，我……我来找个亲人。”老农终于开口。
这一幕，在当时的卫兵眼里，只是普通百姓来办事的小插曲。谁也没想到，这位来自长沙县萝卜冲的老人，指着报纸上的那个人，说出的却是一句让在场所有人都愣住的话：
“这个人，像我家五伢子。”
等照片细看清楚，卫兵倒吸一口凉气——上面那位正在兰州向军民讲话的解放军高级将领，正是西北战场上声名赫赫的许光达。
一个穷苦老农，一个大将军司令员，中间隔着漫长的战火岁月和天差地别的身份，却偏偏被一张报纸、一次固执的寻亲，生生拉到了一起。
有意思的是，真正让许家父子“重逢”的，不是1949年的解放军军管会，而是更早的决定：一个读书的机会，一条革命的道路，还有后来那一连串看上去“有点绝情”的选择。
要把这桩事捋清楚，得从头说起。
一、穷村少年：“五伢子”看见了旧社会的尽头
1908年11月19日，湖南长沙县东乡萝卜冲，一个穷苦农家添了个男孩。
许子贵已经有四个儿子，这个排第五，干脆喊他“五伢子”。后来家里又添了弟弟妹妹，一个“娃娃成群”的典型农村大户，可惜只在人丁上“富庶”，在口粮上却连年吃紧。
家里地少人多，日子在饥一顿、饱一顿之间打转。许光达从小就习惯了饥饿，有时一天到晚只能喝点稀粥。许子贵看着一屋子的孩子，常常长叹一声：“这日子，怎么熬啊……”
1913年前后，浏阳河畔来了不少外地逃荒的人。萝卜冲本就穷得叮当响，哪有多余的粮食接济别人。一天，许光达跟小伙伴在河边，看见一对母女坐在岸边发呆。
小女孩拉着母亲的袖子：“娘，我饿……”
母亲只是抚着她的头，一句话也说不出。过了一会，她突然把女儿紧紧抱在怀里，纵身一跃，跳入河中。等周围的难民反应过来救人，母女已经没了踪影。
这一幕，把几个孩子吓得魂飞魄散。许光达一路狂跑回家，钻进母亲怀里，脸色煞白，只是喃喃地说：“妈，我不饿，我肚子一点也不饿……”
许子贵和妻子这才知道河边出了人命。许子贵怔了半天，只挤出一句：“都是苦命的人啊。”他老婆在旁边抹着眼泪，却一句话也说不出。
那时的“五伢子”很难用什么“阶级觉悟”来解释心里的震动。但有一点，他看懂了：在这样的世道下，穷人是可以被活活逼死的。
旧社会的残酷，不是课本里讲的，而是浏阳河里冰冷的水。
二、窗外的孩子：一位乡村老师改写了命运
按当时的情况，一个穷农家的儿子，能不能填饱肚子都是问题，读书更是奢望。许子贵不是不想让儿子识字，只是家里实在连学费都拿不出来。
村里条件稍好的人家，陆续把孩子送去学堂。许光达就干完农活，悄悄跑到私塾窗外趴着听课。春夏还好，到了冬天，北风透骨，他却舍不得走。
那一年冬天，天上下着小雪，许光达照例缩在窗台下，耳朵贴着窗缝。没多久，他就被冻得失去知觉。等醒来时，人已经躺在一张木板床上，屋里烧着火盆。
一个中年读书人模样的人坐在旁边，是村里学堂的老师邹希鲁。
邹希鲁把他从雪地里抱回来，替他裹上破棉被。见这孩子冻得嘴唇发紫，心里一阵难受，就问他：“伢子，这么想读书，怎么不到学堂里来？”
许光达翻身要下床，低着头：“邹先生，我家……没钱。”
说到这，他突然再也忍不住，哇地哭了出来。
邹希鲁看着他，叹了一口气，也红了眼眶。沉默许久，他做了个决定：“你要读书，我可以教你，不收学费。”
这句话听上去简单，对当时的许家来说，却是天大的恩情。
回家后，许光达激动得手舞足蹈，把老师的话转述给父亲。许子贵愣了一会，随即抱着儿子就去老师家拜谢。对一个世代务农的家庭来说，读书不单是识几个字，更代表了一条可能通向“出头”的路。
多年后，许光达回忆这段往事，坦承父亲最初的想法很现实：家里几代没出读书人，他指望这个儿子读点书，将来哪怕谋个小官，当个“有本事的人”，至少不会再被人欺负。
命运，就是这样悄悄转向的。
1916年，八岁的许光达进入长沙县许家园小学，他有了自己的学名——许德华。1919年，他考进长沙县梨镇第一小学高小部。1921年秋，又进入长沙师范学校。
在那个年代，农村孩子能一路读到师范，已经是少见的“高材生”。
更有意思的是，邹希鲁后来也应聘到长沙师范任教，成了许德华的国文老师。师生之间，本就情分很深，很快又因为一件“变故”多了一层关系。
那几年，邹希鲁家里遭逢变故，妻子体弱，家务无人照顾，几个孩子更是分身乏术。他的大女儿已经出嫁，小女儿年幼，二女儿邹靖华（乳名“桃妹儿”）只有九岁，无人看管。邹希鲁思前想后，把二女儿托付给许子贵一家寄养。
一个穷教师，把自己女儿交给一个穷农家照看，这在当时并不常见。邹希鲁也是看准了许子贵为人老实，又对自己恩重如山。
既然孩子都托人养了，干脆再往前一步，他提议把二女儿许配给自己的学生许德华，结下娃娃亲。
许子贵求之不得，家里几代没读书人，现在不仅有个念书的儿子，还能和老师结成亲家，这简直是祖坟冒青烟的福气。
谁也想不到，这桩乡间娃娃亲，后来牵出的是一对在革命风雨中生死与共的伴侣。
三、黄埔出身：从“许德华”到“许光达”
长沙师范学校的氛围，与一般乡村学堂完全不同。新文化、新思想涌入，学生运动此起彼伏。
在这里，许德华第一次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，也第一次听到了“改造社会”的说法。1925年5月，他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，同年9月转为中共党员。
短短几年，一个本来只想“读书谋出路”的乡村少年，坚定地站到了革命一边。
1926年前后，党组织选送一批积极分子赴黄埔军校学习军事。许德华被列入名单，考入黄埔军校第五期炮科。对一个穷小子来说，这既是荣耀，也是危险的开始。
1927年7月毕业后，他被分配到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任炮兵排长。按正常路径走下去，他完全可以做一名“前途光明”的国民党军官。
偏偏历史拐了个弯。
1927年，蒋介石“四一二”反革命政变，汪精卫“七一五”政变，屠刀对准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。血腥镇压之下，大批共产党人被杀，革命力量被迫转入武装斗争。
许德华面临一个现实的选择：要么随波逐流，在国民党军队里混个安稳前程；要么冒着随时掉脑袋的危险，跟着共产党走。
他选了后者。
不久，他追随南昌起义部队，参加了三河坝战斗。那场战斗打得极为惨烈，他在战斗中被炮弹炸伤，一度失去行动能力。
就在这个节骨眼上，老家的来信到了。
一封是父亲许子贵写的，言辞诚恳，要他“务必回乡”，准备与邹靖华完婚；另一封来自老师邹希鲁，语气既有长辈关切，又带点焦急——孩子都寄放在你家里了，婚事不能无限拖下去。
在那个讲“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”的年代，儿子不回家完婚，算是大不孝。但许德华那时一心扑在革命上，既不愿放弃斗争，又不想伤了父母、老师的心。
受伤之后，他被迫回到长沙休养。1928年9月28日，他与邹靖华在长沙正式完婚，新房还没焐热，风波又起。
婚后不过十天，长沙警备队就贴出通缉布告，点名要抓“共产党嫌疑分子”许德华。为不牵连家人，他只好匆忙离家，转入地下活动。
那时，他改名为“许泛舟”，先利用老师兼岳父邹希鲁的关系，暂避到河北清河县。邹希鲁此时出任清河县长，许泛舟被安排到县警察局任局长。
这段经历颇具戏剧性：一个共产党人，在国民党地方政府里做警察局长。他没有借机“捞好处”，而是利用职务之便，多次秘密释放政治犯，策反警卫队，配合游击队活动。
1929年5月，他辗转到安徽芜湖找到党组织。那年7月，又改名为“许洛华”，参加中共中央在上海筹办的军事训练班。同年9月，他被派往洪湖苏区，以党代表身份投入武装斗争。
到了那一阶段，他把自己的名字彻底定下来——许光达。
“光达”二字，寓意“光明普达”，与他当初在浏阳河边看到的黑暗，恰好形成强烈对照。
从此以后，这个名字与枪炮、战马、征战、负伤绑在了一起。也从此以后，他再也没有回过萝卜冲老家。
四、战火与离别：一别十年，生死难卜
许光达走上的是一条愈发险峻的路。
土地革命时期，他在洪湖苏区带兵打仗，尔后经历长征、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，几乎再没有机会顾及家事。
反过来想，在许子贵眼里，这个儿子则是“走着走着就失去了影踪”。
许光达离家后，消息极不通畅。国民党当局一再散布“某某红军首领已阵亡”的消息，许子贵哪里辨得出真假。村里人闲聊，说起红军，说起黄埔学生，他时常被人用探究的眼光看一眼。
时间一长，老人也渐渐被谣言“磨软了心”。在他心里，“五伢子多半是死在外头了”。
再说邹靖华。那场仓促的婚礼之后，两人仅仅相守十天，便匆匆分别。消息全断的日子，邹靖华茶饭不思，人也日渐消瘦。后来，邹希鲁把女儿接到身边照顾，一面教书，一面留意外界动静。
到了1930年代，湘区白色恐怖依旧。许光达这边，在江西苏区、在长征路上、在抗日战场上，一次次在死亡线边缘走过。大大小小的战斗，他身上受的伤越来越多，多次被认为“可能牺牲”。
1938年秋，抗战已经爆发一年多，延安成了许多革命者的聚集地。就在这一年，邹靖华在长沙八路军办事处得到确切消息：许光达还活着，在延安。
那时，负责帮她打听、联络的是老革命家徐特立。
“你要去延安吗？”有人问她。
“只要他还活着，我就要去。”邹靖华的回答，干脆利落。
她独自上路，翻山渡水，几经周折，终于到达延安，与分别多年的丈夫重逢。这一别，就是整整十年。
彼此的变化都不小。许光达已经是经历过枪林弹雨的红军指挥员，身上大大小小伤疤不少；邹靖华也从当年的“桃妹儿”，变成了眼神坚毅的革命女性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邹靖华并没有只想做个“军属”，而是主动要求参加革命工作。在许光达的影响下，她走上了自己的革命道路。此后几十年，两人同在战火与建设中前行，再没有分开。
这对夫妻的情感，不像旧戏里那样大声嚷嚷，更多是一种沉默的守望。婚后十天分别，十年后再相见，却能一接上去就共同扛起新的任务，这样的结合，很有那个时代的味道。
五、老父寻子：一张兰州解放的报纸
转回头来看那位在长沙军管会门前踌躇的老农。
解放战争后期，许光达在西北战场表现突出。1949年，他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二兵团司令员身份，率部参与西北诸大战役。8月26日兰州解放，报纸上自然少不了他的身影。
同年秋天，兰州解放的消息传到湖南。长沙县萝卜冲的村口，有人拿来一份报纸，村民们围在一起看热闹。许子贵七十多岁，早就老眼昏花，蹭到人堆后面，听人念大标题，听得云里雾里。
等那人翻到内页，无意中指着一张照片，随口说了句：“你们看，这解放军的司令员，气派得很。”
老许凑近一点，眯起眼睛，死死盯着那张照片。报纸上的将领，正站在兰州群众面前讲话，军帽、军装、肩章，和萝卜冲土里刨食的“五伢子”，开云完全不是一个世界的人。
可那一张脸的轮廓，那种略微抿住的嘴角，却让老人愣住了。
半天，他喉头滚动了一下，低声自语：“五伢子……像啊……”
旁边有人笑：“老许，你这眼神不行了吧，天底下像的人多了。”
但这句话却像一颗石子，落在老人心里。这些年他已经习惯了把儿子当成“牺牲了的人”，久而久之，不再主动打听。如今突然看见一张极相似的面孔，他不敢肯定，却怎么也放不下。
他把那份报纸讨要回来，折好，塞进褡裢里。当晚，他翻来覆去睡不着，借着油灯，一遍又一遍看那张照片。
弄了一辈子庄稼的人，也许连兰州在哪都说不清楚。但他心里很清楚一件事：如果这人真是五伢子，那就是老天爷把人还回来。
等湖南和平解放的消息传来，老人心里有了主意：不能再等了，得去省城问个清楚。
六、军管会门前：一句“我找五伢子”惊动中央
1949年8月，湖南和平起义，长沙解放。新军队进城，军管会成立，百姓大受鼓舞。有冤的来喊冤，有事的来求助，门口排上队很正常。
许子贵找了熟识的乡亲，问清楚军管会在哪，步行进城。一路上，他紧紧护着怀里那张报纸，生怕弄丢。
站在机关大门口，他突然怯场了。新中国的军人，和过去国民党兵模样大不相同，军装笔挺，举止利落。这让一个农村老人一时不知如何开口。
卫兵看出他紧张，主动上前：“老大爷，有事就说，有啥难的？”
很长一段时间里，许子贵只是张张嘴，却说不出话。直到卫兵又耐心追问了一句，他才结结巴巴吐出一句：
“我……我是来找我儿子五伢子的。”
“五伢子”三个字一出口，卫兵忍不住笑了：“乳名啊。那大名叫什么？”
“许……许德华。”老人绞尽脑汁，从记忆深处把这个名字“翻”出来。他对“光达”这两个字，其实并不熟悉，因为儿子改名以后，就再没有机会告诉他。
问题来了。解放军几百万，叫“许德华”的，恐怕不止一个。再问部队番号、职务、服役位置，老人统统说不上来。卫兵也犯了难，这样的信息，要去哪找人？
气氛正微微尴尬时，许子贵像是突然想到什么，从怀里掏出那张报纸，双手递过去：“同志，我看着，这个人，像我五伢子。”
卫兵接过报纸，随意一扫，脸色当场变了。照片里的人，他在内部宣传栏上见过不止一次——第一野战军第二兵团司令员许光达，刚在兰州战役中立下战功。
一个村里老农，说照片上的大将是自己儿子，这事不是开玩笑。
卫兵意识到情况不寻常，连忙向上级报告。当天在长沙市军管会任主任的，是海军出身的大将萧劲光。
萧劲光听完汇报，也愣住了：“老农找许光达？还说是他爹？”
这件事，既不能简单否认，也不能草率承认。萧劲光亲自把老人请进办公室，先仔细核对老人情况：籍贯、家庭成员、儿子幼年经历、读书去向，一项项问。
问到儿子早年读书、去黄埔、改名、参加革命这些片段时，两人说的时间线和大致经历竟然基本吻合。萧劲光心里大致有数，但这事得让当事人亲口确认才算数。
于是，他迅速向中央军委发电，请求转兰州一野前线，向许光达核实：长沙军管会来了一位叫许子贵的老农，自称是你父亲。报纸上的人，是不是五伢子？
没过多久，兰州前线回电，言简意赅：
“那人确系家父。许德华即许光达，乳名五伢子。”
这一纸电报，像是一条断了二十多年的线被重新接上。
许子贵听军管会同志念完回电，嘴巴张了张，半天说不出话，只是喃喃一句：“五伢子，真还活着啊……”
这句带着乡音的话，说得在场的人都有点发酸。
{jz:field.toptypename/}七、重回故乡：一场“家庭会议”打断了亲戚们的念头
1950年，工作安排允许的情况下，许光达终于抽出时间，回到阔别多年的长沙老家。
萝卜冲村口，乡亲们都炸了锅：许家的五伢子，成了解放军大官了。村里老少一窝蜂似地跑来看热闹。
许子贵见到儿子时，已经不再年轻。一个是身经百战的将军，一个是终身和泥土打交道的老农，站在一起却没有半点隔阂，只是很多话一下子堵在喉咙里。
有意思的是，随后更热闹的是“亲戚圈”。
叔伯兄弟们得知许光达官当不小，一个个都来了精神。有的开口就提要求：“你在外头当这么大的官，总得照顾一下自己人吧？”还有的更直接：“我想跟你去北京，给你当个啥都行。”
在旧观念中，这很正常：家里出了个大官，带带亲戚，给弄个差事，是“天经地义”的事。有的亲戚甚至觉得，不这么做，反而是对不起宗族。
许光达心里很清楚，这种苗头不能放任发展。既伤风化，也坏规矩。
他先请父亲坐在堂屋正中，又把各房叔伯、堂兄弟都召集来。屋里挤得满满当当，大家心里都在盘算：看看这位当大将的“五伢子”怎么表态。
等人到齐，他开门见山：“今天请大家来，是开个家庭会，有几句话要当面说清楚。”
他没有拐弯抹角：“我是共产党的干部，是人民的官。党给的权力，只能用来为国家、为老百姓办事，不能用来给自家人谋私利。”
“你们谁都不能跟我去北京，我也不会因为你们是亲戚，就给你们安排什么好事。”
说这话时，他语气平静，却非常坚决。
有人脸色一变，还想以“亲情”相逼。许光达直接堵死退路：“我若是给你们开了这个头，将来还怎么要求部队不搞特殊？还怎么面对老百姓？”
坐在上首的许子贵，一边听，一边点头。等儿子说完，他发话了：“他说得对。你们哪家有困难，咱可以在村里帮着想办法，别想着沾他一点光。”
这番表态，算是给儿子“撑腰”。许光达很清楚，老父亲如果当场帮亲戚说话，事情就不好收拾了。老农不识多少字，却看得很明白：儿子为的是守规矩，不是故意装清高。
那次回乡，许光达在家停留不过十几天，很快又返回部队、进入新的岗位。他对老家的愧疚，一直压在心里，却从没拿“弥补亲情”当借口去破坏纪律。
八、移风易俗：父亲去世，他却决定“不回家奔丧”
解放后，许光达调入北京，后来出任装甲兵司令员，肩上的担子更重，节奏更快。回老家再叙亲情，越来越成了一种奢望。
1957年，噩耗传来：许子贵在老家病故，享年九十多岁。
按传统伦理算，他这个幺儿理应第一时间赶回去守灵、主丧，还要风风光光地给老父亲办个大丧，以“荣耀祖宗”。偏偏在这个问题上，他又一次做了个让人难懂的决定——不回。
消息传到北京，老家亲戚发电报，希望他回去主持葬礼，还特地叮嘱：“带些白布回来，亲戚们要做孝服。”算下来少说也得十几匹白布。
面对这封电报，许光达在家里踱步良久。他对妻子邹靖华说出自己的纠结：
“爹爹走了，按理说我得回去，做儿子的总要尽这一份。可你看，电报上写的意思，是想大操大办。我要是带着一大帮人回去，沿路地方干部来迎送，排场一摆，就跟旧社会那些国民党官僚差不多了。”
“中央一直提‘移风易俗’，提倡丧事从简。我这个身份，如果回去搞排场，老百姓怎么看？不回，从党的原则上讲是对的，可家里人……不一定能理解。”
这个两难，他想了很久，最后做了一个折中的安排：派一个熟悉湖南情况的政治干事，带着两百元钱回乡，由他代为料理葬事，并且反复叮嘱，一定要从简。
他还特地打电话给当地政府：“丧事不能铺张浪费，规格不能超过当地老百姓一般标准。”
干事回到村里，一开始就碰了个头。许家的几位叔伯兄弟，把他堵在灵堂前，火气不小：“光达为什么不回来？家里就等他回家主持丧礼。他不回来，老爹爹就先不出殡！”
干事只好跟他们摆道理，说许光达工作离不开，再三强调要“节俭办丧事”，还转达了装甲兵司令员的原话。
亲戚们并不买账：“他如今当了大官，连爹爹最后一面都不来看？”怨气一句比一句重。
干事扛不住，只好向北京打电话寻求指示。电话那头，许光达态度依然很坚决：“按原来的意见办，继续做工作。丧事从简，不许讲排场。”
事情拖了几天，村里人看不过去，也有人悄悄劝：“人家许司令管的是国事，不能像我们一样说回来就回来。丧事不能一直拖。”
在多方劝解下，许家最终还是办了“简办”的葬礼。干事把整个过程安排妥当，回来一算账：从棺木、寿衣，到请人帮忙的费用，总共才花了一百五十元。
这在当时，是一笔不大不小的开销，更远低于一位大将为父亲办丧事的“心理预期”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许光达母亲后来去世时，老家的亲属再也没有提出额外要求，也没再提要他“回去主持大丧”的事。这既有人情的冷暖变化，也有一份勉强理解：他做的一切，是咬着牙遵守一个党员干部的标准。
站在普通人的角度看，一个儿子连父亲最后一面都没见，确实说不上“孝顺”。但在他的考虑里，“孝”与“公”，压在一杆秤上，不能让后一项因为前一项失衡。
九、对子女的“冷淡”：严到近乎无情
许光达在家人面前的严，远不止对亲戚、对丧礼如此，对自己的子女也一样。
他有个儿子叫许延滨，晚年曾经回忆过父亲的一句话：“他对自己人，严苛到近乎冷漠。”
许延滨上学时，班上需要填写家庭情况调查表，“父亲职业”“职务”一栏，他从小到大都是空着。有同学好奇，他就支支吾吾，自己也不敢乱写。
许光达明确警告过孩子：“在外面，不许讲你爸是司令员。”
这并不是“故作神秘”，而是怕孩子沾上“干部子弟”的光环，走偏路。军队、机关里，哪怕一点小小的特权意识，都可能像火星一样，引出不必要的乱子。
后来，学校发现许延滨各方面表现不错，想推荐他出国留学。领导翻开档案，一看家庭调查表，父亲一栏长期空白，不免心里犯疑：这孩子的背景是不是有什么问题？
老师上门家访，才发现他父亲竟然是许光达。
得知这一点后，学校在表态上更加积极，觉得“这就更应该好好培养”。在当时，出国留学名额十分紧张，有这种“红色将门之后”的学生，按常理说是难得的好典型。
可许光达听完老师的来意，并没有露出多少高兴神色。他感谢学校对孩子的栽培，却突然话锋一转：“出国留学的事，我们不赞成。”
老师愣住：“这是个难得的机会啊。”
许光达解释得很直白：“高级干部子女在国外，很容易得到特殊照顾。这对孩子的成长不一定是好事。还是把这样的机会留给那些优秀的工农子弟吧。”
态度既不激动也不含糊，老师继续劝，他照旧不松口。最后，学校尊重了他的意见，许延滨没有出国。
从做父亲的角度看，这类做法确实“有些绝”。别人的孩子有的机会，自己的孩子硬是不用。但他显然认为，这才是对家庭、对组织，都负责任的做法。
有句话他曾经说得很透：“生了孩子，就是给社会添了一个成员。父母该做的，是让他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，而不是去给他多挣几份好处。”
难怪毛泽东会用“明镜”一词来形容他：许光达的身上，那些看上去近乎刻板、甚至有点“过头”的坚持，其实是把党纪、军纪当成了照见自己的镜子。
对亲人，他宁愿被人埋怨“不近情理”，也不允许自己在原则上挪一步。
十、一个农家子弟的尺度
从浏阳河边见到母女投河的一幕，到黄埔军校的课堂；从洪湖苏区的泥沼，到兰州城楼上的演讲；从长沙军管会门前的颤抖老手，到1957年那场“从简葬礼”的坚持，这一连串片段，拼在一起，就是许光达这一生的轮廓。
他并不是那种“天生圣人”，早年父亲希望他读书，是为了“谋个一官半职”；他在地方上担任警察局长时，如果心术稍微偏一点，也完全可以借机为家中捞点实惠。可他一步一步，把自己往更紧的规矩里束，反而活成了极少数人能做到的那种“清醒”。
说到底，他不过是萝卜冲走出来的一个穷农家子弟。可这个出身，却让他对“特权”“排场”这两个东西格外敏感。他太知道旧社会穷人是怎么被压着的，也太清楚“官僚架子”会把一个原本好的队伍拖向哪条路。
许子贵拿着那张兰州的报纸，在村口反复打量照片时，并不知道几十年后的事，更不知道儿子会在北京、在装甲兵部队里，做出多少别人难做到的选择。
对这位老农来说，最重要的或许只有一件事——
“五伢子，还活着。”
其余的那些“官有多大、军衔多高”、“有没有给家里人挣面子”，并不一定是他最在意的。
在湖南口音里，“五伢子”这三个字，说起来又亲切又普通。可就这个乳名背后，走出了一位在战场上敢拼命、在亲情面前敢“得罪人”、在权力面前敢给自己上锁的大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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